乱世湘军

第一章另外一条道路

1851年4月，大学士赛尚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派往广西，用以遏制已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的太平天国运动。出发前，内阁中书左宗植建议赛尚阿，应在其班子中加入一个名叫江忠源的人;无独有偶，另一位大学士祁隽藻也向赛尚阿推荐了江忠源。

赛尚阿当时对江忠源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举人出身，做过地方小官；但既然两名同僚都不约而同地推荐了他，又都认为此人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干才，于是便奏准让江忠源随营办差。几个月后，江忠源前往赛尚阿位于桂林的行辕报到，赛尚阿将他调入了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的军幕。

那个时代人们的刻板印象是，满人尚武，汉人崇文。后者似乎已成为汉人的专利，他们满腹经纶，却通常手无缚鸡之力。乌兰泰就是有过从征回疆经历的满洲军人，从没有读书应试；江忠源出身举人，自然也应该是个文弱书生才对。实际不然，江忠源能文能武，而且言谈举止都极为豪爽干练，这让乌兰泰很是高兴。两人相处融洽，彼此都觉得十分投机。经过进一步了解，乌兰泰才知道，江忠源原来也和他一样打过仗，而且仗还打得非常漂亮。

“古兵法”之策

在江忠源的家乡湖南新宁，一度会党活动非常频繁，先后爆发了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其时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形成气候，湖南省官员拟调大部队去新宁镇压，但被江忠源劝止。

官军是客军，不熟悉新宁的当地情况，难以对付本地义军不说，还会骚扰民间。江忠源回到新宁，依托家族子弟，建立了名为新宁勇的团练；自己教兵勇兵法，然后指挥他们与义军作战。结果竟得以一战讨平，江忠源也因此崭露头角。

至此，乌兰泰终于明白，为什么京城大吏会纷纷推荐江忠源了。这时新宁勇早已遭到遣散，但乌兰泰仍力劝江忠源重建部队，拉到广西来打太平军。江忠源听从其言，即刻写信给正在家乡的四弟江忠淑。江忠淑的动作也很快，立马招募了五百人开进广西，号为“楚勇”。楚勇原先由江忠淑直接带队，由于江忠淑身患痢疾而提出辞呈，便改由江忠源亲自指挥。

在广西集结的各路清军中，只有楚勇以省命名。虽然该部的五百兵勇仍旧保留着其乡勇的特色，但与原先的新宁勇相比，部队建制已升级成为更高形式——新宁勇是地方团练，自卫乡里，自筹经费，作战范围连新宁都不出，更别说出境来广西了。楚勇至少是准正规军，不仅跨乡跨省，而且和经制兵绿营一样，由官府供饷。

随赛尚阿征战的部队，多为从各省抽调的正规军。起先他们尚看不起楚勇，楚勇普遍身材短小、衣衫不整的样子也成为其笑料；然而战场之上，归根到底不是看谁的形象好，而是看谁更能打。几次交战下来，楚勇用实际表现证明了他们绝非浪得虚名，其他官军渐渐也就不敢再小视他们了。

赛尚阿定下封锁战略，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在狭小的紫荆山区。不料太平军却突围东出，攻克了山城永安，随后便在永安封王建制，扩大队伍。

1851年岁末，赛尚阿督令各部对永安予以四面合围。赛尚阿倚重的大将，除了乌兰泰外，尚有广西提督向荣。偏偏乌兰泰与向荣不和，江忠源欲为他们居中调解，却毫无成效。

包围永安时，乌兰泰与向荣之间再次发生龃龉。向荣提出“古兵法”之策，所谓“古兵法”，就是围三阙一，假意给被围的太平军留出一条逃生之路，继而予以半路截击。乌兰泰则指出，永安城中的太平军如今连一万都不到，清军数倍于敌，只要坚持围攻下去，就算攻不进城，光是饿，都能把太平军给饿死。

围三阙一的打法，通常都要在守军意志接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实施。太平军却不是这样，通过永安封王，其作战意志空前高涨，换句话说，只要给他们一个空隙，他们便会像锥子一样拼命地钻出去；而以清军的状态和战斗力，届时十之八九，是既截不住，也追不上。反之，若继续围困，守军意志再强，也将一点点被消磨。事实上，由于内外不通，接济断绝，城内太平军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火药也用完了，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守住永安的时日，已经在倒数计算。江忠源看出了太平军的困境，他站在乌兰泰一边，并代乌兰泰写信给向荣，力陈“古兵法”之弊，请求大家同心协力，合围歼敌，但未被向荣所接受。

向荣把他的“古兵法”献给赛尚阿，赛尚阿急于向朝廷报捷，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到了这个时候，江忠源已预感到清军必败，自己留在军中也无能为力；同时他对各部官军皆畏缩不前，且又无法当机立断、协同作战的作风也深感失望，于是便称病告退，带着楚勇返回了新宁。

不出所料，正是借助向荣“古兵法”留出的缺口，太平军雨夜突袭，强行冲出了包围圈。清军失去了将太平军扼杀于其创业初期的最好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永安突围后，太平军浩浩荡荡北上，直逼桂林。接下来，太平军必然还要继续北上进入湖南乃至新宁。这次不用官方督促和征召，江忠源便散尽家财，捐资募勇一千两百人，于一个月内驰援桂林；又嘱咐三弟江忠济和同县好友刘长佑等人，再添募五百人，随后跟进。就在抵达桂林之前，江忠源听到一个消息：乌兰泰率部追击太平军，但在桂林城外负伤毙命。

太平军真是既可怕又可恨，江忠源伤感不已。他知道，自己即将迎来的战斗将更为艰难和凶险，面对这一从未有过的挑战，他必须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才行。

蓑衣渡

太平军向桂林挺进，意味着他们即将冲出两广，进入相对富足的长江流域。因此在攻桂林未果后，他们便立即撤围改攻全州，占领全州后，不待休整，又准备先取长沙，再图武昌。

出发前，南王冯云山依据情报得知，全州城东北有个湘江渡口，名为蓑衣渡，乃必经之地。此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行船十分危险，同时两岸又多山林，如果清军提前扼夺，足以置太平军于死地。冯云山向天王洪秀全建议，在经过蓑衣渡时，应派步兵在两岸先行开道，其余部队、家眷和辎重则乘船随后跟进。

此时湘江上涨，预计顺流而下的话，三四天内即可抵达长沙。冯云山的做法，稳妥当然是稳妥了，但时间也被延误了。若要是这一期间，让长沙方面做好防守准备，岂不是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洪秀全仍决定全军都乘船走水路，并打算率船队先行。“蓑衣渡是极险恶的地方，倘有不测，后果不堪设想，老弟我愿意先行进入。”冯云山在攻打全州时，已经中炮负伤，但仍请缨担任了前队指挥。

正如冯云山所预料的，有人已经在蓑衣渡设伏了，此人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从桂林起，就尾随太平军，一直跟到全州。发现全州已被太平军所控制，他赶紧绕到前面，以切断太平军向北延伸的通道。蓑衣渡由此被江忠源所选中，他对蓑衣渡的地形进行了周密侦察：蓑衣渡就渡口而言，实际水波平静，真正的险要的地段在其北面三里许，名为水塘湾。水塘湾也属于蓑衣渡区域，其西岸有沙滩突出江面，河床极为狭窄，兼之湘江在此急转向东，故而江水虽然不深，水流却极为湍急，船只很难通行。

水塘湾的岸边大树参天，无数灌木错落其间，江忠源伐木塞河，打桩设阻，预先拦住了河道。太平军的先头船队在进入水塘湾后，先顺着湍急的江水驶过浅滩，继而在河曲处转了个弯，接着便直直地冲入由巨木和木桩组成的障碍区并发生搁浅。

江忠源率楚勇埋伏在附近的狮子山，四处挥舞旗帜作为疑兵。太平军不知虚实，急忙撤退，可是因水流湍急，船队已无法做到进退自如：前面的船退不出来，后面的船也停不下来，结果越挤越多，全都撞在了一起。楚勇趁机以火炮进行袭击，一时间，炮子（即炮弹）、火箭如同雨点一样落在船上，随着大火在船只之间迅速蔓延，船队更加混乱不堪。很多船只或自相撞击，或沉没，或被焚，其间不少人被溺死、烧死、轰死。

在无法拔桩抢渡的情况下，冯云山指挥前队弃舟登岸，向楚勇发起反击。太平军准备不足，在地形上处于绝对劣态；而楚勇却以逸待劳，居高临下，并且牢牢地将对手置于其火力射击范围之内。激战半天，太平军被一路赶杀，重又退回江中。

楚勇处于西岸，太平军可以先退至对面的东岸；但东岸同样地形复杂，亦可能藏有大量伏兵，对于已陷入困境的太平军而言，这种风险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冯云山只能继续倾全力在西岸进行争夺，而江忠源既然已经紧紧咬住了对手，当然也不肯轻易松口，双方连续拉锯达两个昼夜。

由于前队迟迟无法打开局面，洪秀全遂率后队助阵。江忠源在狮子山上看到太平军的后队旗帜，已准备撤离；就在这个时候，炮子忽然打到了冯云山的船上，冯云山再负重伤。随着冯云山失去指挥能力，船队大乱，洪秀全不得不下令抛弃所有船只和辎重，全军登上东岸。冯云山被抬到东岸后，很快就因伤重不治而亡。洪秀全当场恸哭，说：“是老天不肯让我平定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贤良辅弼？”

永安封王，冯云山虽然仅仅被封为南王，位列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之后，但他实际却是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核心人物。太平天国起事，酝酿数载，皆冯云山一人之谋。作为领袖的洪秀全对其尤为依赖，平时只要遇到疑难，就一定要问冯云山；而足智多谋的冯云山，也总是能靠一两句话就解决问题，以至于洪秀全几乎寸步都不能离开他。

早在紫荆山区时，冯云山的地位和影响就已无人可及；太平天国的其他领导人，从杨秀清、萧朝贵到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是由他捏合在一起的，也对他衷心拥戴。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冯云山不是死于蓑衣渡之役，他完全可以继续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后来的天京内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首功

关于冯云山之死，一直以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认为他在进攻全州时就已战死，这一说法近年来已逐渐被研究者所排除。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与江忠源当时不知冯云山已死有关。在事后的报告中，他对此只字未提，相应官书乃至地方县志便也都没有做相应记载。

江忠源提及的，主要是鏖战两昼夜，缴获船只三百余和大量辎重，以及极大地杀伤了太平军精锐。这是事实，蓑衣渡一役，太平军战死数千人，阵亡者多数是原来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普遍具有强悍善战和忠心天国的特点，乃太平军不可多得的精锐火种，对太平天国政权而言，如此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江忠源人马有限，战前他曾请求官军协同行动，在湘江东岸进行伏击。东岸重山叠嶂，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如果官军也像楚勇一样在那里建立阵地，几乎可以确定太平军插翅难逃，最终将全军覆没于蓑衣渡。可是显然，官军并没有把江忠源的请求当一回事，楚勇在蓑衣渡连战两日，官军竟无一人增援，东岸更是空无一人。

在冯云山死后，太平军已没有选择，只能舍船由东岸登陆；而东岸的不设防，则给了他们逃出生天的机会。洪秀全率部穿过东岸林木郁密的山丘，徒步进入了湖南。他们本欲通过攻占临河的商业重镇永州，获取新的船只和给养，但由于官军已截断桥梁，船只也已被拖至对岸，所以便放弃永州，向南折往道州。对于太平军的突然转向，道州守军完全缺乏准备，防卫形同虚设，结果被太平军轻易攻取。

江忠源在蓑衣渡设伏的主要目的，是塞断太平军北进湖南的水陆通道。在伏击成功后，他曾一度认为，太平军将铩羽南返，湖南可能已经守住；太平军攻占道州，使他的这一希望破灭了。尽管最终未能阻遏太平军北进湖南，但蓑衣渡一战却已实质性地保住了长沙甚至湖南。

太平军的本意是经湘江直接对长沙发动快攻，其时长沙防备空虚，兵力又少，一旦太平军迅疾发动攻击，被攻下的概率极高。可是因为落败蓑衣渡，太平军被迫改变了行进方式和路线，快攻长沙的计划也被迫延迟。此外，他们不仅要重整士气，还要招募兵员和补充给养，以弥补蓑衣渡之战的重大损失，这使他们在道州和湘南其他地区又耗去了不少宝贵的时间。

没有蓑衣渡一战，长沙可能早就被太平军攻克了，湖南自然也将在其掌握之中，故而此战“为保全湖南首功”。当时很多人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从后来湖南的战略地位来看，也确实如此：设若湖南尽入太平军之手，则太平军可尽收湖南精兵，顺江而下，占领南京；北伐也因此可能提前，在各处对太平军都还缺乏戒备的情况下，整个战局必将发生急剧变化。

经过蓑衣渡一役，江忠源的声名与日俱增，其知兵善战之誉，在湘省无人能及。他自己也因功升为知府。

大家都知道江忠源能打仗，但是他的话还是没人听。太平军刚刚占据道州时，兵犹不满万人；江忠源提出“分防不如合剿，远堵不如近攻”，也就是说应合兵一处，直接奔赴道州开打。这本是消灭太平军的上策，结果愣没人搭理，湘南诸城也相继被太平军各个击破。

通过在湘南流动作战，太平军又增加了五万人马。在太平军内部，西王萧朝贵被评价为“勇敢刚强，冲锋第一”，他通过谍报，得知长沙仍空虚无备，便向总筹军务的东王杨秀清请命，欲突袭长沙。杨秀清认为蓑衣渡战役后，已失去突袭的时机，没有同意；洪秀全也持同一意见。萧朝贵倔劲上来，带上仅千余人的部队，就自顾自地长驱直入，对长沙发动突袭。

1852年9月12日，萧部直抵长沙城下。由于其余太平军仍停留在湘南，尚无会攻长沙的迹象，所以萧朝贵的猛袭，可以说是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城内居民甚至都还不知道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直到太平军发炮攻城，炮子打到城中，街上卖浆的小贩正要拿碗来喝，炮子的碎片恰好将碗击得粉碎，百姓这才惊慌起来。

省城面临的危机

至萧朝贵袭击长沙时，官军采取的实际仍是分防和远堵策略，部队大多还部署在别的地方，城中守军的数量有限。不过萧朝贵得到的情报也并不准确，这时距蓑衣渡之战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官府各种严防死守的措施都已实施，萧朝贵要想在短时间内予以攻取，是很难做到的。

在此之前，江忠源按照刘长佑的建议，从楚勇中挑选五百人组成敢死队，准备在关键时刻应急。得知长沙被围，江忠源忙率敢死队火速驰援长沙。如果再加上总兵和春等其余援军，长沙清军的数量已是萧部的数倍。但与包围永安时的情况相仿，官军多不中用，真正骁勇能战的，仍然只有江忠源及其楚勇，故而要想一举击溃太平军，也等同于天方夜谭。

萧朝贵兵力单薄，无法对长沙进行合围，便集中兵力于南门外，做出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江忠源察看形势，发现南城外的蔡公坟地势较高，若任由太平军占据，对城门的威胁很大，于是便发动急袭，将其拿了下来。

萧朝贵被扼住要害，使不出劲来，只能靠蛮力拼命攻城。他身穿黄色官袍，天天在第一线督战，目标极为显眼；城中守军怀疑他就是西王，一炮打过来，萧朝贵中弹，随即伤重毙命。

萧朝贵死后的第三天，曾国藩回到了家乡——湖南湘乡荷叶塘。曾国藩和江忠源是湖南同乡兼好友。咸丰皇帝刚刚登基时，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就在其保举名单之上。不久因江父去世，江忠源丁忧回籍，才没有入京为官。

在赛尚阿奉旨攻打太平军之初，曾国藩对于前景还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紫荆山区的太平军已是釜中之鱼，只要赛尚阿统大军发动进攻，就能一举将其歼灭。谁料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对了，已经进了锅的“鱼”居然又跳出来，而且越蹦越欢实。曾国藩对此又气又急，埋怨前线办差人员不得力，恨不得自己马上插手才行。曾国藩曾经两次兼任兵部侍郎，军事知识是有一些的，但那都得自于书本，他自己还从未打过仗。曾国藩对此倒也颇有自知之明，知道在京城空发议论，并不能代替亲自到前线实践，所谓“军事非亲临其地难以遥度”。

就在太平军转道湘南期间，曾国藩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并获准于乡试结束后回籍省亲。途经安徽境内时，母亲江氏突然病故，凶信传来，曾国藩急忙按照丁忧的通例，辞去官职，然后溯江西上，回家奔丧。曾国藩虽然没有参加长沙战役，但比之于京城，战火无疑离他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长沙吃紧，湘乡也吃紧；长沙缓和，湘乡亦缓和。

萧朝贵的死，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除省城面临的危机。洪秀全得报，既惊又怒，立即率全军北上，直指长沙。江忠源率楚勇前去堵截，部队先胜后败，实际是中了太平军的诱兵之计，被伏击了。江忠源本人被长矛刺中后，堕下马来，险些丧命。

你在蓑衣渡给了我一闷棍，我现在也姑且还些利息给你！太平军复仇心切，很快就得以兵抵长沙，对城池形成了重围之势。此时，朝廷从各方紧急调集的援兵都已陆续抵达。双方参加的兵力均达到五万以上，从而使长沙会战升级成为超十万兵员规模的大战役。

清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多于太平军，但质量方面却远不如对方。从外地赶来的大多数援军都停留在数里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贸然进发，都怕被太平军给一口吃掉。这样一来，太平军便可以从容攻城了。

长沙城和太平军先前围攻的桂林城相似，都具有墙高城坚的特点，对于这样的坚城，传统的攻城工具，如云梯、吕公车等，均无能为力。即便是当时的火器，无论是国内自制的铜炮、铁炮，还是从国外进口的洋铁炮，也都不具备直接击破城墙的能力。如此一来，便只有掘开地道，埋地雷攻城一法了，古代军事学中谓之“穴地攻城”。

还在发动金田起义时，就有贵县银矿工人加入了太平军，他们一般不直接参加作战，而是专任掘地道作业。太平军将掘地道攻城称为“开龙口”，作业人员为“开龙口兄弟”。“开龙口”一词，就是当时贵县银矿工人常说的术语。

太平军进攻桂林，曾在城门外掘地道。但因桂林城根多坚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也没能挖成，大军只得撤围北出。此后在全州攻城时，再次尝试，终于得以成功：全州城墙被炸开两丈余，部队得以从缺口处一拥而入。

太平军在湘南进行休整和扩军期间，又有数千掘煤工人参军，加上原有的银矿工人，他们被正式组成了一个新的兵种——土营。土营相当于现代的工程兵特种部队。中国古代不乏地道战的记录，明清两代都有采用；但像这样采用整建制部队的形式，还从来没有过。由此也可见太平军用兵灵活高效、不拘一格的特点。

地道战

所谓埋地雷攻城，其实是在城脚堆满火药，然后点燃引信，静候轰裂。太平军在湘南时积蓄了大量的火药，只要挖通地道，轰城就没有问题。

战场从来是自觉性要求最高的课堂。清军在经历桂林、全州两战后，对于地道战也早有防范，并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当土营在城墙边挖掘地道时，城内守军便将大木桶埋到地里，让提前物色好的盲人钻在桶里，细听远处挖掘地道的声音。盲人听觉特别敏锐，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地道已经挖到何处。一旦发现地道已接近完工，守军就要用大铁球将其压垮；或者是将其砸开后，通过灌水、灌粪，将正在施工中的土营官兵逼走。

太平军当然也想到了守军可能使用的办法，他们在城墙外不断击鼓，用以扰乱盲人的听觉，但成效并不明显。在长沙会战中，太平军一共挖了十个地道，最后只有三个地道先后得以完成。

三个地道均被太平军充分利用，他们引爆火药，通过炸毁的城墙进行突破。这时候守军便要像堵大堤的缺口一样，全力进行封堵。江忠源参加了反地道战的全过程，并亲身封堵过一次，他在经历各种惊心动魄场面的同时，也积累了反地道战的经验以及技术。

太平军的地道屡挖不成，三次突破也都未能成功。接着，军中又开始缺盐，洪秀全被迫决定撤围。在双方大军都已齐集，且咬合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突然撤出战场，一般而言，是比较危险的。江忠源已经考虑到太平军如果撤围而走，必须如何截杀的问题。在军事会议上，他指出来援的官军集结于周围，唯有西面空虚，希望能调重兵驻扎于湘江西岸的回龙塘，以扼太平军西窜之路。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个能吏，他赞同江忠源的意见。但是来援诸将却无人肯驻兵回龙塘——正是诸将都知道江忠源有见识，说的事往往都能应验，才没人敢去回龙塘；就怕自个儿正当太平军之锋，被其撕个粉碎。

1852年11月30日，夜半时分，太平军悄悄地撤出阵地，通过浮桥到达湘水西岸。西岸驻有万余官军，由向荣亲自指挥防堵，但他们都趴着一动不动；东岸官军更有六万之众，也同样不敢追击。太平军大大方方地取道回龙塘，向西北方向扬长而去。

太平军虽解长沙围，退出湖南，但对于湖南的影响却并未因此立即消散。浏阳的征义堂组织很早就假借团练名义，扩充组织，建立武装，时间长达近二十年。在萧朝贵进攻长沙时，征义堂领导人周国虞本打算立即起兵响应，因被官府发现而未果。当时长沙战局吃紧，官府也顾不上料理他，只得先听之任之。周国虞趁机发展势力，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其力量迅速扩充至两万多人，成为省内最大的和组织性最强的会党武装，并控制了浏阳县城及大部分县境。

征义堂人数众多，器械俱备，技勇颇精，非寻常会党可比。省府不断收到秘密报告，连远在北京的御史也上奏，要求迅加处置。张亮基这时已将左宗棠召入幕府，左宗棠一边采取麻痹策略，促使周国虞游移不定，不敢骤然举起义旗；一边密授江忠源以计，让他以搜捕其余会党起义军的余党为名，率楚勇由小路进入浏阳，待机对征义堂进行镇压。

发现江忠源来到浏阳，周国虞知道大事不好，被迫匆促举义，并分三路对楚勇发动进攻。江忠源亦分三路进行反击，而且很快就击溃了征义堂，周国虞随后也被擒杀。

浏阳地近省城，对省城乃至全省的威胁固不待言；同时，它又位于湖北、江西、湖南三省毗邻区，一旦太平军卷土重来，便可里应外合，近围长沙，远攻江西、湖北。几个月后，太平军西征，表明征义堂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战略隐患；若当时不除，对清廷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此役，巡抚张亮基被认为调度有方。但他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前线指挥实际是江忠源，镇压征义堂的主力部队则是江忠源所统率的楚勇。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以楚勇为代表的湖南团练武装，开始越来越受到朝廷的倚重。

　没打算按规矩办事

江忠源及其楚勇的成功，让湖南地方官府及其士绅均大受鼓舞。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湘乡人罗泽南即受知县朱孙诒的委托，与其门人王錱、李续宾等人在乡办理团练，而当时曾国藩还尚在回乡途中。

......

太平军则不然，在南王冯云山死后，由东王杨秀清掌握了统一的军事指挥权。杨秀清辖制部队很有一手，太平军从进攻长沙到解围北上，直至攻取武昌，始终能做到节制严明，有进无退，这在历代起义军中都是很突出的。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有着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与清朝俨然敌国；而且它在攻城略地之后即能加以巩固，并壮大其力量。比较一下紫荆山区时代和夺取武昌时期的规模气势，天国实力增长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强敌，若还指望以零星团练与之作战，简直形同驱犬羊敌虎狼。

包括曾国藩在内，咸丰先后共在十个省份，任命了四十三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后来除了曾国藩，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他们为什么失败？就是都老老实实地按照朝廷所交代的去做了。

如果方向就是错的，想不失败都难。曾国藩走的恰恰是另外一条道路，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规矩办事。比如朝廷说，办团的事务，你在旁边督促指导一下就行；他不，他亲力亲为地去办团。又比如朝廷说，团练只要在地方上活动，“练团查匪”即可；他也不，他说他要办就办“大团”，而且这个“大团”跟张亮基等地方大吏也没太大关系，就他曾国藩一个人管！

曾国藩深信，只有建立一支既能跳出地方范围，同时战斗力又非绿营可比的湖南新军，才能真正有所作为，甚而改变时局。而他所要建立的这支新军，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湘军。

关河五十州，：

江苏常州人，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已出版《一寸河山一寸血》《战神粟裕》《彭大将军》《谋帅刘伯承》等多部作品。

《乱世湘军》是关河五十州全新的历史小说，小说沿着湘军从最初的雏形到正式组建及至发展壮大的时间脉络，通过一系列著名的战役详尽再现了湘军波澜壮阔的历史始末以及一个个热血将领的生动形象。比如组建了湘军雏形的楚勇将领江忠源，蓑衣渡一战，他仅凭区区千人，差点全歼天平天国全部兵力；比如采用两地打援策略的胡林翼；比如让田平军闻风丧胆的孤胆英雄鲍超；还有孔武勇猛的都兴阿，等等。所有这些将领在一次次的军事行动中渐渐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同时又合为一个整体把湘军能征善战、有勇有谋、敢拼敢冲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乱世湘军》不仅展示了激荡人心的一场场战役，同样也静心梳理了每一场战役得失成败的经验，关于战争的书写中，处处体现出关于谋略的分析和人性的探究。说到底，所有的事情都与人有关。关河五十州试图通过详尽史料的梳理，尽量不带偏见地还原曾经的硝烟与战火、光荣与梦想。历史的进程，一度是在无数无名兵勇的卓绝战斗中，缓缓向前的。这样的书写态度，是对那些曾经热血奋战的人，最好的体谅与尊重。

目 录

第一章    另外一条道路

第二章    初生牛犊不怕虎

第三章    大比拼

第四章    转折点

第五章    攻敌所必救

第六章    釜中游鱼

第七章    一代新人换旧人

第八章    血淋淋的现实

第九章    曙光就在前方

第十章    恶 战

第十一章  血流成河

第十二章  兵临城下

第十三章  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