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

█  第8章  政策建议

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对外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国际贸易活动日益增加，汇率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特别是从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开始，中国汇率制度就变得更富有弹性，汇率变动变得频繁，汇率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也趋于深入。例如，中国一些学者从汇率传导的角度进行相关分析，傅雄广（2008）运用1994-2007年间的数据，得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CPI的长期传递弹性系数达到了0.14；王晋斌和李南（2009）的研究显示，2001年至2005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对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传递系数为 0.11，2005年下半年至2008年3月该值达到0.34。以上研究表明汇率传导对中国的CPI影响非常显著，这表明汇率在中国反通胀的货币政策过程中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要发挥应有的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

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我们把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途径细成几个环节进行分析，然后对其中的每个环节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时，会发现中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途径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本部分将在健全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方面，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以期能完善这方面的不足。

▌1、完善政府对汇率的有效管理

由于中国对外经济依存程度较高，因而中国政府维持汇率的稳定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同时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即使中国人民银行可利用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占款造成的流动性问题，但是由于发行票据实质上是一种单向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但本质上它还仅仅属于一种权益之计。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就欧美发达国家而言，属于一种十分常规的(当然也是作用最为显著的)货币政策调节手段。然而，与中国目前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所使用的工具是国债，并不是像中国一样的央行票据。负息的一方是中央银行却不是财政部成为央行票据的最大缺点。这是因为央行在支付央行票据利息的同时其实这也是基础货币的外放过程，这就表示央行在用发行票据的方式来回笼货币的同时，也会因为支付票据利息而吐出相应的货币量，当票据发行的规模偏小的时候，这种方式是有效的。然而当规模累积到足够大时，央行会因为票据利息支付导致其吐出的基础货币数量极其可能超过因票据发行而回笼的货币。目前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票据已达到5万亿的规模，利息的巨额支付将大大降低央行票据对冲流动性过剩的效果，同时，由于银行同业市场利率日益提高，这会使财务成本大大增加，中国中央银行到时不得不长期承担大额的财务费用的压力，同时这也将会给以后的善后工作带来麻烦，所以说，我们说，政府对汇率实行有效的管理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不是说将“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对抗，而是要尽量让它靠近市场均衡时的汇率，这才能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2、促进人民币与外币资金的相互协调，增强本币汇率与利率的相关性

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建立短期的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以及货币市场，从而便于央行通过市场上的银行票据以及政府债券的买卖来吸收与释放基础货币，进而金融市场利率和银行利率得到调节，在利率杠杆的调控下，最终使得全社会资金得到融通，使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市场运用回购业务以及利率手段等对外汇市场进行调节，使得汇率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完善以及无形外汇市场和有形外汇市场的建立这些方式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外汇市场体系的健全，建立二级的外汇市场体系，从而提高外汇的使用效益和流动性程度，使人民币汇率向自由化与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3、改善中国进出口商品市场结构

如前面的实证分析显示，汇率变动和国内价格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汇率传导速度应该是一国央行在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时需要考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特别是对于对抑制通胀的货币政策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Friedman（1953）曾经指出，只要汇率价格传导是迅速并且完全的，那么当一国的经济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时，汇率的波动将会促使国家之间物品的相对价格也会随之改变，这可以避免通货膨胀的传输，从而确保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然而，由于存在贸易壁垒、定价歧视以及市场分割等因素的存在，大部分国家汇率的变化很难能立即在价格波动有相应的反应，这就会使内外经济失衡加剧。的确，贸易壁垒与市场分割等原因可能是一个国家较难控制的因素，然而若要对一国的汇率传导程度进行改善，却可以从提高中国进出口商的议价能力以及优化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结构等角度入手。同时还要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产品本身的质量，力求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当前，中国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愈来愈大，这不可避免地会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所以为了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要积极努力地优化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扭转过去依赖价格国外赢市场的局面。

宁薛平

山西稷山人，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中国民盟，现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7年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获金融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获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2012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师从何德旭教授从事“金融安全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 

长期从事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研究，作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科研骨干，先后承担上海市085、高原高峰研究课题，承担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 ①主持国家社科面上基金1项，参与3项国家重大、重点社科基金；②主持省部级等课题8项，课题来源包括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上海市教委基金等；③出版专著1部，公开发表CSSCI相关论文30余篇，多篇论文参会获奖。

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已成为当前货币政策研究的焦点之一。本书针对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较为细致和全面的整理，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转型前（2015年之前）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途径中，第*环节即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较为显著；而第二环节，无论是汇率对价格的影响，还是汇率对产出的影响，都不甚明显。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途径，总的来说不够畅通。